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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20日 17:56

  我猜测,除了悬浮的书本,这应该受益于她多次往返母亲农村老家的经历,更受益于一年来田野考察般下深水,现场摸底和寻根。 有很多依赖的是黑暗,而不是光明。

  而正是她的熟悉,导致了我对故土乡村的近乎空无和恐怖的陌生。 ”荣格是搞心理的,他写在《红书》里的这句貌似阴阳怪气的话,放在空村里,就好理解了。

  每年都会一两次回故乡探母,但我去的是县城和城外的旅游区,很少去乡村的田间地头,更莫说涉足作者笔下的空村以及空村里的人,再以及空村里的人的命运,乃至表面上致使空村成空的在异乡讨生活的农民工的命运。 熊莺在《远山》里,不议论,不评价,不感叹,只不动声色地呈现一村一村、一家一家、一个一个农民命运的痛。

  农民工离开一座村庄,又在城市建立起了另一座村庄——那些垃圾与苍蝇齐飞共舞的棚户区和廉租房小区。 熊莺非常清醒,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农民的确付出了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奉献乃至牺牲。

  城中村与乡下空村隔着空间也隔着时间,形成了一种对称、不对称,平衡、不平衡,更形成了一个时代最大的方程算式,让作者无解,更让我们无解。 而国家、社会又太大,事儿又太多,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或许不叫无解,叫失语。 这个,她理解。

  其实,应该说,从宏观上讲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农转非、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返乡、空村、鬼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建设等情势和操作是熟悉的,这得益于我从《出梁庄记》(梁鸿)、《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邱易东)等书籍和媒体上获悉的信息,更得益自己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亲身实践。 但她更清楚,每个农民家庭、每个农民的付出和痛,则是他们的全世界: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全世界。

  但是,《远山》反映出的我的故乡的带着心跳、呼吸和细节的问题,还是让我感到了心疼和震惊。 所以,《远山》说到底,它是在给这一时段的秦巴山区的农民命运撰志、立传。

  想得到,但不敢正视,是《远山》让我无处藏身,别无选择。 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

  在那些空村和乡场上,尽管地荒街冷人稀,故事却是层出不穷的。 在中国,每个秦巴山区(该书涉及达州、广元、巴中三个地市)这样的乡村地域都该有一部五千年未曾有的中国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的乡村人物命运志,就像每个县都有县志一样,谁也不能取代谁。

  走在空村,熊莺见一个拉一个来写,都能写出凄凉而感人的故事。 中国除了自然形成的空村,还有退耕还林的空村,还有被拆迁开发出的空村,我相信,给这些空村写人物命运传,一定与《远山》不一样。

  一方面熊莺有这个能耐,但另一方面的确也是空村里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与故事。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更大的事,没有比人的命运更重要的事,包括发展、政策、机遇、文化、宇宙研究和国家的强大。

  你看,有人头天好好的,今天突然就瘫在了床上,一瘫10年,又突然一翻身下地干活儿了;有人去打工坐个火车,也坐出了精神病;有邻里为二厘林权翻脸,有婆媳为一间房对簿公堂;尤其那个叫兵兵的孩子,才9岁,就把自己吊死在了去天堂的路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农民的命运,何尝不是中国的命运?为了干好这样一件事,熊莺在非虚构叙事的基础上,采取了零度写作的式样。

  “人类就像植物那样生长,有些在明,有些在暗。 她用内里最滚烫的情感和几近短促的句式,冰凝成最冷的文字,让词物重叠,还原事物的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