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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20日 17:56

  只有官员受到更严格的规制,承担更重的责任,官员和普通群众才能“各得其所”。 5那些禁锢自由的价值只会被淘汰,,只有促进自由的价值才能被发扬。

  在这里,“各得其所”的理由是“公平”。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3有各种各样的价值,所以有内容不同的“正义”。 过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也是一种价值观, 也作为特定时期正义衡量标准主导过利益与责任的分配, 所以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但它强调的是身份,利益和责任按身份分配,突出的是等级,扼杀的是自由,所以被时代所抛弃。

  户籍制度必须改革,因为它人为地把公民分成两个部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违背了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的价值追求。 契约,讲的是缔约主体的意识自治和财产自主,当事人的平等缔约地位,缔约方的合作共赢,以及各方诚实有信的契约履行。

  同样,刑讯逼供必须严禁,因为它用暴力和威胁手段强迫当事人自证其罪,侵犯“人的尊严”,妨碍“司法公正”。 因此,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自由”、“平等”、“合作”、“诚信”的精神,其核心仍然是“自由”。

  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要坚决废除,因为它们不以法律为依据,不经审判,就长时间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损害了宪法权威,破坏了“法治”。 可见,社会是否进步,主要看它的价值观是否在进步;价值观是否进步,主要看它是否更有利于保护和促进自由。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迷信和政治狂热,因为它背离“民主”精神,践踏“理性”原则,等等。 这一点与我们对“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党宣言》) 的理想社会形态的期待是完全一致的。

  “平等”,“人的尊严”,“司法公正”,“法治”,“民主”,“理性”等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帮助人们形成判断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的是非标准,构成衡量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尺度。 6自由是衡量正义的最高价值。

  4在所有的价值中,“自由”拥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 既然自由在所有的价值中具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并且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和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 那么,自由作为衡量正义的价值便具有永恒性和终极性。

  “自由”既是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无拘无束,既不受强制、又无害他人的自然状态,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作为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它表现在:所有那些表达正义的概念、体系和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风俗习惯,都必须接受自由的衡量,它们只有在有利于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时才具有正当性。

  它是个人健康成长、社会繁荣兴旺的前提和表现,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这也是说,所有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不是目的,这些限制只有在以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为目的,并且能切实保护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时才是正当的。

  “自由”之所以在所有的价值中拥有最核心最崇高的地位,是因为:第一,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是从个人的自由权利中演绎出来的;所有的集体权利,包括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都是通过解读个体的“自由”来获得正当性的。 只有自由才能最后回答道德行为是否为善举,法律规范能否叫良法,风俗习惯是否是恶俗;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仅其目的应该限于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其限制自由的方式和程序也应当符合保护和促进自由的需要;“每个人的自由”指的是个人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均等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追求。

  一切那些可以称之为“人权”、“权利”和“利益”的东西,最初都发源于“自由”,最终也都表现为“自由”或服务于“自由”;第二,所有的社会管理,都是通过限制和保护自由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程度既能够充分反映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也能够真实表明政权的性质和归属,只有那些能够保障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政权才有资格被当作“人民的政权”;第三,那些较广泛得到认可的其他价值观,它们要么是自由的表现方式,要么为保护自由而存在。 它不是集体自由,因此它既不是多数人的自由,也不是少数人的自由。

  比如“平等”,作为社会公正的基石,它看上去像是对“自由”的限制,最初是反对歧视和禁锢,争取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手段,现在则代表着内容相同的自由选择权,或叫机会的均等,是自由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又比如“人道”,把人当人看,让人成为人,其实是个人的自由追求为社会管理划定的行为底线;还有,“民主”,是为了实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自由参与权:“法治”,就是让法律来保护自由,并且让保护自由的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理性”,就是为了让自由免受愚昧和暴虐的摧残和蹂躏,等等;第四,如果不同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自由”就是最后的裁决者,胜利永远属于在特定情形下更有利于“自由”的价值。 那些无视集体自由发源于个人自由的事实,以集体自由代替个人自由,甚至以多数人的名义来剥夺少数人自由和个人自由,或者为了少数人利益而牺牲多数人自由的做法,都是对自由的恶意曲解;所有那些未能通过自由价值衡量的对自由的限制和剥夺,以及那些以违背自由需要的方式和程序进行的限制和剥夺,包括对生命自由、人身自由、表达自由、契约自由和财产自由等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都不具有正当性,都背离了"各得其所",都属于非正义,不管它们是否以正义的名义。